在伤医事件屡屡发生的当下，对伤医事件的制止和惩罚，就成为了“矛盾的主要方面”。在进一步完善医疗体制、缓解医患矛盾的同时，以法律手段及时制裁伤医的凶手；防范、制止新的伤医事件发生；在舆论上谴责凶手，从道义上否定伤医的“合理性”，是最应该做到的当务之急。

就在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当天，广东省潮州市中心医院又发生一起患者家属侮辱医生事件：某患者因大量饮酒呕吐后被送医，抢救数小时后不治身亡。死者家属随即纠集100多人，押着当晚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，年轻医生边走边哭，持续约半个小时。

在昨天召开的“两会”新闻发布会上，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就这一事件回答记者提问时称，“两会”期间，很多代表、委员都对伤医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。

伤医事件引发“两会”代表、委员强烈关注，无疑不是什么值得快慰的事情。医患矛盾激烈至此，医护人员不仅得不到本该受到的尊敬、善待，反而处于动辄被暴力殴打或肆意凌虐的境地，古今中外绝无仅有。

不能否认的是，医生不是生活在世外的超人，当下社会具有的所有缺点，在医护群体中都同样存在。因此，医护人员中存在着部分拜金、丧德，或随波逐流的害群之马，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。

但从本质而言，医护人员陷入如今境地，更大程度上还是受不合理的医疗体制所累。在很长时间内，我国医疗体制的设计、建设，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弯路。看病难、看病贵，成为公众对医疗体制最深刻的印象，并深受其害。而作为与患者直接接触的医护人员，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患者乃至全社会对医疗体制弊端的全部不满。当人们深受体制折磨，又看不到改变体制的希望时，医护人员就成了最“方便”和直接的宣泄对象。

另一方面，人们在遭遇不幸的悲痛时刻，会本能地向外归因，寻找可以归咎并追究的“责任人”。罹患疾病甚或被疾病夺去生命，本是最难以归因于他人的不幸遭际，如果一定要追究，或许也只能归咎于命运而已。但是，当医护人员受不合理的体制所累，被整体污名化为“白狼”的时候，却成为最方便的归咎对象。而且更不幸的是，每一位不幸因病去世的患者，最终总是会“死在”某位医生的手上，更是使这种归因变得“有理有据”。尤其是当医疗鉴定体系，和依法解决医疗争端的司法机制均不完善的时候，患者或家属往往按照主观感受判断医生是否尽职，就更容易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医护人员的失职。自身病痛的折磨，或亲属去世的悲哀，与对医疗制度的不满，都集合起来倾泻到医护人员头上时，医护人员就从医患关系中的强势一方，变成了彻底的弱者。

如果这种归因的思路进一步得到社会舆论的赞同和支持，很可能引导更多的患者、家属，习惯性地把任何医疗“失败”都归咎于医护人员的失职，因而引发更多的医患冲突，譬如这次发生在潮州的辱医事件。如果这样的趋势进一步蔓延，医护人员时刻担心可能“无过得咎”，则我们所置身的医疗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乃至无医可求。

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。近期几起杀医、伤医、辱医事件，其共同的特点是几乎看不到医护人员明显的过错，而患者已经挥起拳头甚至拔刀相向。

舆论面对此类事件，往往充满矛盾，其最常见的纠结就是所谓“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”，患者愤恨至此，医生一定也有责任。事实或许确乎如此，但在伤医事件屡屡发生的当下，对伤医事件的制止和惩罚，就成为了“矛盾的主要方面”。在进一步完善医疗体制、缓解医患矛盾的同时，以法律手段及时制裁伤医的凶手；防范、制止新的伤医事件发生；在舆论上谴责凶手，从道义上否定伤医的“合理性”，是最应该做到的当务之急。

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