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母亲82岁了，从北京回老家补办一个身份证，你们竟要她在那里等一个月以后才可办理，还强收她十元钱办理电话通知费！”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25日晚在一条微博上发出的抱怨，事发地在衡阳市祁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。仅仅过了不到一天，当地公安部门亲自登门道歉、退费，并表示会严肃处理涉嫌乱收费的户籍协警。（5月27日《潇湘晨报》）

这个看似值得高兴的结果，却让我们这些围观者高兴不起来。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当地公安部门这项明显涉嫌乱收费的“电话通知费”，难道只是针对于建嵘母亲一个人吗？恐不尽然。其二，如果被乱收费的不是于建嵘教授的母亲，事情会处理这么迅速，当事人会得到如此的“待遇”吗？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。

最大的可能是，当地公安部门对所有前来办理二代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相关业务的人，都会收取所谓的“电话通知费”。而绝大多数普通市民，即便认为这样的收费不合理，但也不得不交，即便投诉了也没有人理会，最终也就不了了之。只不过这一次乱收费收到了名人于建嵘母亲的头上，结果被于建嵘利用自己名人的身份予以曝光，让当地公安部门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，才以如此迅速的速度给予解决而已。

这也就是说，事情的迅速解决，并不是当地公安部门知错能改，而只是偶然性地碰上了“不好惹”的名人，公安部门只好“自认倒霉”。而类似的事情以前还发生过不少。比如，院士的笔记本电脑被抢，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后，10天内找回电脑。比如刘洋父母所住的小区停水停电，小区居民打出“刘洋别回家，家里没水没电”的横幅。结果17分钟后，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就出面道歉，并给业主经济赔偿。

问题的关键是，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，自己既不是名人，也没有身为名人的儿子和女儿，无法利用名人效应和舆论声势为自己维权。于是，也就没人把他们的权益当回事。依靠名人效应维权的背后暴露出的，恰恰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。所以，即便于建嵘母亲的事情得到再圆满的解决，都无法让我们感到高兴，反而平添几分悲哀与无奈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，没有对侵权者的严肃问责，则他们的合法权益，难免处于风雨飘摇的无保障境地。 （苑广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