厦门大学一名女博士随校方赴福建原国家级贫困县政和县调研时，在微博抱怨称，“吃的不好，什么乱七八糟的”，“求：统战部配个好车送我们”，并表示“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”。该县统战部长称，调研期间遇上台风，县里建议不要到农村，吃住在接待条件最好的县宾馆。（2012年8月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“交流人才、调研基层”曾一度被认为是“校地联合、指导发展”的重要模式。然而，此番厦门大学女博士的一番“下乡感悟、真言吐槽”却也让我们看到，一些“缺乏热情、任意嫁接”的基层调研，早已经成为名实不副的“鸡肋”项目。

女博士的“牢骚满腹”看似是“矫情之语”，实则却凸显出当前高等教育模式培育下，“缺乏实践、眼高手低”的人才现状。然而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，高调“要求配车接送”这样的语言背后，不仅是基于对自身地位的过分炫耀，而且似乎也更能说明当前教育功利化所来带的的严重问题。因此，如果仅仅把责任归咎于个人的道德问题，而不切中时弊，发现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，那么，无论是多么严厉的批评，都不足以让事情得到更充分的改观。

当“填表盖章、证明了事”频频成为的调研报告的前置语，那么初衷本好的校地互助自然早已被异化搁置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当我们还在对该名博士“行为指摘、口执笔法”同时，也应该让重新审视当前各大院校调研报告是否还有切实施行的必要。

正因如此，在面对当前众多高学历人才的“拒绝下基层”、“缺乏吃苦精神”等现状，除了要用“钱学森之问”进行体制性求解之外，更应该回溯当前教育体制下所存在的不良影响，乃至于进一步审视大学教育与社会脱轨的现状，尽可能地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。

一桩女博士吐槽的小事最终演变成全民围攻，这其中固然有其行为等因素，然而，对于当前教育体制及调研制度追问，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。尽管该名女博士在压力之下道歉，但就其本质而言，这种变异的道歉行为并不会让民众得到更大的安慰。毕竟，这种因舆论逼迫所产生的道歉并不能表明内心的诚意。

说到底，仅凭个人的“认错反省”，终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“基层调研、牢骚满腹”的现状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除了今后要加大从道德教育方面约束一些高等院校人才的眼高手低、孤傲恣睢的态度，还应该重新规范调查报告的制度性建设，避免那些“名实不符、不接地气”的报告考察，成为舆论批判的“鸡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