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多过去，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悲剧的冲击已渐平息。富士康不仅重新站住了脚，而且被多个内地城市延揽。有的官员还拍胸脯说，我们帮你管宿舍管工人，再有自杀就不是你的责任。

我国大量企业确实是血汗工厂。但血汗工厂就会导致密集自杀吗？如果按我国一般现实状况看，富士康应该不是最差的，不要说“奴隶砖窑”、“夺命矿井”这类恶例，就是同在深圳，比富士康劳工待遇更差的企业也不难找。

而如果我们延伸视线，就会发现“农民工”密集自杀现象并不始于富士康。20多年来一直有这类现象。如农业部前司长郭书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证过一封1988年的读者来信，信中说：

“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，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。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。听人指点说，‘这具女尸是绸厂的’、‘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’、‘这具女尸是丝厂的’……后来我了解到，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近年进入城市做民工的农村姑娘。因为没有城镇户口，往往很难与市民男青年结婚，她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结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，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。”

1980年代尚未发生国企产权改革，四川农民工受雇的这些纺织企业都是国营，和通常认为“资本主义”特有的血汗工厂好像不是一回事。但富士康事件时曾有材料说，富士康自杀员工中有若干人是因“个人感情”问题轻生。正如20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一样，这些“个人感情”问题背后是严重的社会背景：“农民工”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可能退回农村的困境。

为何条件恶劣得多的山西“夺命煤窑”没有发生劳工密集自杀？因为那里没有融入问题。山西矿区并非移民目标地，下井采煤的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年农民工，“新生代”较少，只想打几年工挣点卖命钱回家。但20年前的嘉陵江和20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，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已无法接受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的命运，但城市又不接纳他们。这种“中国特色”的命运不是西方过去的“血汗工厂”工人所曾经历的。

富士康事件表明，“第二代农民工”融入城市问题已经迫切。在住房问题上“既无福利又无自由”的“流动劳工”制度不能再持续下去。“流动劳工”家居化的趋势难以回避，这就要求“或者给自由，或者给福利，最好两个都给，但不能两者都不给”。

富士康事件发生后，“宿舍问题”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。官员与管理层提到一个设想，就是不再建设这种集体宿舍，而改用给工人发放房租补贴的方式，让工人自己在厂区附近租房住。

拥有20万员工的富士康厂区周边现今就为“城中村”包围，当时富士康员工中据说近四成“为了自由而到外面租房子”，基本上就是在城中村做租户。在官员与富士康管理层看来，这些城中村条件很差，远远赶不上“高福利”的富士康集体宿舍。而且这里也陆续面临“改造”，到时租住其中的员工难免会被“不补偿不安置”地赶走。那么，他们为何不愿住在“高福利”的集体宿舍里，而愿意住在贫民窟般的城中村，还要冒着随时被驱逐的风险？

道理很简单：他们要成家嘛。别的不说，过着家庭生活的劳工尽管在贫民区，比集体宿舍里单身劳工的自杀率还是要低得多。当年的南非如此，中国会有所不同吗？

但一些官员对此却有另一种思路，他们认为“高福利”宿舍区自杀频发的原因是“管理”不够严，他们建议由政府代替资本家来管理宿舍，以中国特色方式解决员工自杀问题。不过富士康这个台资企业在台湾并没出现密集自杀现象，而我们从20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，这种现象已延续多年，其中原因到底是“中国特色”太少了呢，还是这一特色太多了？（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网，有删节,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