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，要动员社会力量，提高农民工的文明素质，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创造条件。尽量为“新生代农民工”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，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。政府、用人单位、公益组织等，应为农民工举办更多活动，或者支持农民工自己举办，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，以做到彼此理解、彼此接受。另外，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，在基础教育上保证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，使他们能够通过念大学等改变命运，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。

总之，解决“新生代农民工”问题需要制度建设。制度的改变首先需要执政观念的转变。希望制度制定者可以发自内心地认为，没有让农民工享受到“市民待遇”，就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侵害。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