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，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，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。这看起来是个很吃惊的消息，但是，外资为什么能操纵水价？通过分析，可以发现，假如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操纵者可以成立的话，那么，这种操纵的形成也与地方政府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
　　有人指出，“以前地方政府是卖地赚钱，现在把市政公用事业也卖出去，这些都卖完了该怎么办？”在原建设部颁布《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》后，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卖水厂，要么是跟外资合作，要么干脆一卖了之。可以说，正是在指导思想上的偏颇，对公用事业的冷漠，才让外资一步步走上“操纵”地位的。笔者以为，与其说是外资操纵了水价，不如说是地方政府抛弃公用事业的必然。

　　由卖地赚钱到卖公用事业赚钱，显现的是政府公共责任后移的场景，与之相伴随的是，政府的脸上写满了“利益”的字眼，成了“无利不起早”的“商人”。如果说，对商人来说，追逐利益是一种理性反映的话，那么，对政府来说，能到处伸出“逐利之手”吗？

　　透过外资操纵水价说，公众看到的是地方政府逐利之心而非公共服务之心。公共行政理论认为，政府是一种委托代理机构，它必须对其委托人即公众负责，确保公众利益得到维护是政府职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由卖地赚钱到卖公用事业赚钱，明显背离了这点。政府的逐利之手不能让公众享受的公共服务受损，这对于任何政府来说，都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底线。

　　我们知道，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，就是对公共产品——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。其中政府是卖方，纳税人是买方。这就是著名的林达尔税收价格学说。它旨在表明，作为整体的纳税人按照自己的喜好，通过向政府付费，即纳税的方式，订购公共产品，政府根据合同的要求，保质保量保时地完成公共产品的供给。而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则违背了这一要求。

　　必须明确，公共服务不管由谁来提供，不管用什么样的体制和方式来提供，最后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结果负责的仍然是政府。政府必须对确定公共服务提供的目标负责，必须为公共服务埋单，还必须对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。因此，政府的主要责任虽然不再是提供某项具体的服务和设施的生产，但在确定服务供应标准、资金来源、绩效评价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正是在这点上，外资操纵水价说也印证了地方政府行为的背谬——逐利代替了公共责任。这是我们不能警惕的。（朱四倍）

（责编：李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