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增速的自主回调与结构再平衡

经历了过去60年建设、30年改革和近十年国际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，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%的持续扩张，经济规模跃升世界第二，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，成为世界制造贸易大国和准现代化国度。但同时，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累积。这些矛盾，从大的方面来看是“全面赶超”过程中的经济目标与社会、自然约束之间的冲突，是国计与民生之间的冲突，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。从经济发展自身来看，则存在着生产与资源、外需与内需、投资与消费、实体与金融、就业与创新、增长与分享等多重结构性失衡。当前的问题不是速度而是持续的发展动力，需要减速增效、加紧改革。

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自主的结构转变，促使中国经济增长加速进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时代。“十二五”规划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定为7%，有了一定的减速准备，也为结构再平衡和加大改革预留了缓冲空间。2011年中国经济依然高速增长，但逐季度递减。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在节能减排、转变动力机制上仍然进展不够，但在体制改革如税收、财政改革上开始走出了坚实的步伐。对中国而言，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，以及正在发生的劳动力供给转变和成本上升、分配结构调整、服务业发展、节能减排等过程，这轮宏观再平衡要比以往更为深刻，一定会持续多年，这会在短期内直接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约1-2个百分点。

近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仍主要是投资，特别是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。在巨大的国际金融动荡中，中国能例外地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，投资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。但随着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%，城市化进程增速开始减缓，特别是近十年来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速度（2001年-2011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和规划面积比城市人口年均增长高50%-100%），未来向土地投资仍有潜力，但增速下滑。在2012年，地方融资平台、铁路和国企的高债务率都不得不面临去杠杆化压力，这会大幅缩减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投资能力，同时许多城市对汽车和住房的双重“限购”也抑制了居民的个人投资，虽然电力、水利、机场、道路和通信等大批在建、续建工程仍将保证，2011年约800万套未完工、2012年还将新增7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对投资下滑也有一定缓冲作用，但政策主动调整所带来的投资乏力仍是2012年经济的主要压力所在。消费则大致保持稳定且潜力巨大，但若经济不景气拉长，消费也可能会受累下滑，刺激消费会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。